鲁迅在1925年创作的《论睁了眼看》，首次发表于同年8月30日的《语丝》周刊，后来收录于他的杂文集《坟》当中。在这篇文章中，鲁迅揭示了一个让人不安的文化现象：在面对问题时，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选择视而不见，似乎只要不去看它，就能使之不存在；面对侮辱时，许多人则倾向于转身离去，仿佛不承认遭遇就能抹去历史。“万事闭眼睛，聊以自欺，而且欺人”。这种闭眼的态度，与安徒生《皇帝的新装》中人们面对赤裸皇帝时的不言而喻有着惊人的相似。在童话中，大家都看到皇帝赤身裸体，却选择保持沉默，直到一个小孩喊出真相。在鲁迅所观察到的中国社会中，这种闭眼现象更是复杂且系统化——不仅是沉默，甚至书面上和心智上都在主动忽视真相。鲁迅用“瞒和骗”两个字来概括这一现象，瞒是自我欺骗，骗则是对他人的欺骗，二者相辅相成，构成了专制社会最深厚的心理防御机制——依靠的不是武力，而是谎言；依赖的不是暴力，而是沉默。“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。”鲁迅的这一句揭示了闭眼背后的文化逻辑：当我们不愿意面对缺陷时，便通过删除缺陷将其从视野中抹去——不看就意味着不存在；不说就等于没有发生。这一思维模式并非现代社会的独有产物，历史上便有其根源。鲁迅追溯到“非礼勿视”的古训，传统礼教使得众多事情成为了禁忌，无论是因违反礼法，还是触及禁忌。较长时间后，人们不仅不看不该看的，甚至连可以看和应当看的也逐渐学会视而不见。这种“视而不见”的生存方式，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的逃避，使人们能在危机重重的环境中保持一种“完美无瑕”的幻觉：没有问题，就不需要解决；没有不公，就不需要改革；没有改革，便无须反抗。鲁迅认为，这一逻辑链条是专制社会自我稳定的深层心理机制——他们通过让人们在问题出现之前闭上眼睛，从而永远不必面对问题。

当一个人习惯性地闭眼，他所失去的不仅仅是直面真相的能力，还有洞察真伪的能力。谎言如同一层透明的膜，渐渐覆盖了现实，随着时间流逝，膜的厚度使得人们难以分辨真假。鲁迅称：“一天一天的满足着，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，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。”这种“光荣”不过是虚假的自我陶醉，在闭眼的世界中，真实与虚幻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。鲁迅特别强调了“瞒和骗”在文学艺术中如何实现自身的再现。他指出，传统文学中的“大团圆”情节常常歪曲原本的悲剧：一个为丈夫奉献的妻子，因其夫病重而悲痛不已，然而后续却被赋予了神仙救人的转折，最终变成了皆大欢喜的结局。鲁迅对此表示讽刺，“凡有缺陷，一经作者粉饰，后半便大抵改观。”这种改编让读者沉浸在虚构的完美中，误以为世间光明疏忽不幸的个体都是自作自受。文学的这一“瞒骗”功能，不仅掩盖了现实的缺点，更遮蔽了掩盖这一行为本身的存在。读者在接受故事后，不仅相信了虚假的圆满，还误以为自己看到了真相。这一现象通过文艺传播，形成了更大的社会心理，造成一种闭环：人们在生活中选择闭眼，因此接受闭眼的文艺；而这种闭眼的文艺又促使他们在生活中继续无视现实。鲁迅总结道：“国人因不敢正视人生，只能选择瞒和骗，从而产生出瞒和骗的文艺，越发把中国人深深陷入这一泥淖，甚至已然不觉得。”这种“不觉得”的状态，正是瞒骗文化所取得的最终成功——它已经内化为一种集体的无意识，成为一种无需外力维系的自我运行机制。

鲁迅的批判超越了文化心理，他深入探讨了这种“闭眼”和“瞒骗”文化如何被专制制度所强化和支持。答案在于专制体制内的权力结构。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体系中，信息的流动并不依赖真实的情况，而是依赖于“是否让上级满意”。官员的任命、升迁和奖惩往往与其业绩无关，而是依赖于个人的表忠心。因此，他们必须报告美好的消息，消化一切问题，不得让上级知晓真实情况。这不仅是一种惯性，更是一种生存策略。敢于“报忧”的人常被视为“制造麻烦者”，轻则不受重用，重则被排挤出权力圈。这种向上负责的官僚架构为“瞒和骗”提供了扎实的制度基础。在层层筛选和美化的信息传递中，最终形成了一种“信息真空”。高位的统治者未必有意欺骗，但接收到的信息往往是被加工过的版本；而身处底层的民众，明知痛苦却不敢道出，甚至不知道该向谁倾诉，从而陷入了“各说各话”的幻境——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各自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现实中。鲁迅洞察到，这种制度化的瞒骗远比个人的谎言更具危险性。因为它不是孤立的错误，而是一个形成“谎言生产”机制的整体。只要这一机制运作，真相就会被遮掩，民众也会继续选择闭眼。更为无力的是，这一机制不仅欺骗民众，在某种程度上也在自欺欺人——让统治者自认为所接收的信息基于真实，却已全然脱离了现实。